2017年上半年，我感到喉咙有点不适，每天清晨都会在宿舍主动咳一阵，有一两口痰出来后，嗓子就会清爽舒服，这样持续了几个月。

7月底8月初，咳嗽加剧。我感觉痰多了起来，痰液稀白，与感冒咳嗽的黄色痰液不一样。到了下旬，咳嗽变得不自主，喉咙痒，一痒就想咳，一开口讲话都会先咳一阵。除了咳嗽外，一切似乎都正常。

我用加强锻炼来强肺治咳，就冒着夏天的烈日更起劲地去爬山、骑车、跑步和打蓝球。

9月初，咳嗽更厉害了。一个临床医生 “拉”我做了胸部CT。结果显示左肺少量积液，右肺疑似炎症改变，心包少量积液。

在服用抗菌素左氧氟沙星一个疗程7天后，我的痰液似有减少，但咳嗽无明显好转。血像白细胞及CRP（C‐反应蛋白，反映急性感染，升高表明有细菌感染）均正常，说明我没有气管炎等急性炎症情况。但CT显示的积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如果看到别人是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会想到肿瘤，但是当时我绝对不会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

进入10月后，我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一位医生朋友“强迫”我去看医生，时隔40天，CT显示我左肺积液增加，肺门阴影扩大。血检一系列肿瘤指标都升高，其中主要针对肺癌的癌胚抗原（CEA）高达6倍多。

虽然肿瘤指标不可用来诊断肿瘤，只可做治疗效果的辅助评价，但高出这么多，我很有可能得了肺癌，而且已有转移了。很可能是癌细胞侵犯了周围的淋巴系统，造成淋巴回流受阻而致心包产生积液。

没想到这几个月里难以消除的咳嗽竟可能是癌性咳嗽！

2017年10月，第一次住院

第二次CT和肿瘤检测指标出来后，我当即告知儿子自己的情况。他泣不成声，批评我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我立即返回美国诊治。我从浦东登机飞旧金山转去梅德福，当天就住进我儿子工作的Asante医院。他是那里的心脏专科医生。梅德福市在美国西海岸的俄勒冈州，是一个只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却是周围二十多万人口地区的医疗中心。

第二日凌晨，我做了胸、腹部对照CT，次日，我又被抽取左胸腔积液525毫升，积液中发现肺癌细胞，至此，肺癌确诊。

下一步做了脑部核磁共振，因为肺癌容易向脑转移，结果没有发现脑转移。几日后，我做了全身PET-CT，以确定是否已有其他地方转移，结果显示胸上部双侧淋巴、肺门、肝及右盆腔回肠已有转移。

医生对我胸腔积液中的癌细胞做了分子生物学的检查，以确定肺癌基因变异类型，一个多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我患的是肺的非小细胞腺癌 。

11月2日，我去了在德州休斯顿的安得森癌症中心，该医院被评为世界最好的癌症中心。血液标本送去做一个称做Guardant360的检测。一个多星期后结果下来，我是RET变异，只占所有肺癌病人的1%~2%。

我从网上了解到Keytruda是美国FDA近年批准的一线抗体类抗癌药，先后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肺癌和结直肠癌等，据报道疗效都不错，被誉为突破性明星药物。

Keytruda（K药）是美国默克公司研发的免疫疗法抗癌药物。2018年2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8月获批准可为中国病人使用。

使用Keytruda的指征是肿瘤细胞高度表达PD-L1。我的PD-L1表达水平在90%~100%之间，毫无疑问Keytruda是我的首选药。

2017年11月9日，我注射了第一针K药。10分钟后，全身好像有一阵放松的感觉，30分钟静注结束，我从躺椅上一跃而起，甩开大步向停车场走去，仿佛自己是个没病的人。回到家后，我用语音向远在杭州的兄弟报告了自己的这种好感觉，声音清晰，不再颤抖。

晚上，我没再用强力枇杷糖浆止咳，虽然仍旧坐在沙发上过夜，但情况要好不少。然而，第二日开始一切又回到注射之前的状况，而且痰变得很稠、色黄、难咳出，甚至渐渐出现了猛烈咳嗽、心律不齐和频发呼吸困难。

想到休斯顿的医生曾对我说过，有些病人打了Keytruda后会有肿块反而暂时增大、症状加重的情况，也即所谓的假性进展。我安慰自己以上情况很有可能是正常反应。就好像一场战斗总会有破坏和伤亡。

然而，注射K药后的第18天，我因为呼吸困难而住院，一住就是6天。其间，手术取心包积液500毫升，左胸腔积液2000毫升。通过微创手术，我的心包下端开洞让心包的液体流经腹腔，再经腹腔淋巴系统回流。术中左胸腔下部埋置一引流管，出院后每周抽胸水一次。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病情之所以急转直下，应是K药在攻击癌细胞的同时也攻击了肺、心包和胸膜等正常组织。

12月4日，我注射了第二针K药。注射后咳嗽次数明显减少，可以几个小时不咳，转为干咳。但几天后又出现胸闷气急，胸部似有东西压住，透不过气来。

儿子每晚睡前都过来叮嘱我，若有异常要立即叫醒他送我去医院。后来，我发了三天低烧，38度，全身开始出现针尖大的皮疹，血尿也随之而来。我试着不连续用力咳嗽，咳几下歇几分钟，喝一口热水，有时咳出一口血痰，胸部压迫感就减轻一点。我又试着去走路，走走停停300米，也有利于咳痰。

12月26日，我打第三针K药。注射后三天，我因胸闷气急又住进了医院。气管镜检查诊断我患上了肺炎，医生怀疑我有肺部感染。住院治疗的这5天，我感觉自己奄奄一息了。

2017年的最后一天，天气阴冷，我的心情也如天气般阴沉，和妻、儿在病房中交代了后事，委托在杭州的三弟去钱江陵园帮我购买墓地。

出院后，我又口服了4天抗菌素左氧氟沙星。1月15日，为改善呼吸功能，肺科医生试图用气管镜在塌陷的左下肺气管里放入支架或用气球撑开塌陷的气管，但没有成功。我的左肺因胸积水压迫而不张已超过三个月，理论上说，肺不张三个月后已不能放支架复原。

在两个多月里我接受了三次Keytruda治疗，每次都是刚打下去时感觉不错（打击了癌细胞），随后病情急转直下（伤及了心肺等器官），出现了间质性肺炎。我的身体情况变得很糟糕，体重由过去的近80公斤减到70公斤，呼吸困难，感到极度虚弱。

事实上，K药引起间质性肺炎的概率只有1.5%，非常不幸，我就在其中。考虑到出现的副作用，医生决定暂停使用K药。

2018年1月15日，又是一个悲惨的日子。这天，我被肺科医生告知，如无有效治疗手段，我只能继续活三个月。

间质性肺炎大多由于病毒感染所致，而我患病则是因为过分活越的T细胞攻击了肺泡间质组织。症状为胸闷气急、呼吸困难，胸部CT可见肺部呈毛玻璃样改变。治疗这种肺炎的唯一方法是较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强的松。

由于当时我正在申请一个药物 (LOXO-292) 的一期临床试验，对使用激素有限制，强的松的剂量必须在每天10毫克以下。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加快速度减量，每周减20毫克。由于降得太快，间质性肺炎没能得以很好的控制。

LOXO-292是Loxo Oncology 公司研发的针对RET变异所引起的肺癌精准靶向治疗小分子药物，目前正在一期临床试验。由于我不能再用K药，就想尽快转到靶向治疗上来。我给安得森癌症中心写信，希望他们推荐并帮我联系合适的临床试验，但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就不断地在网上搜索，终于有一天发现了LOXO-292的信息。儿子立即给Loxo Oncology公司写信、打电话。一天下班后，儿子兴奋地告诉我，他已和一个叫萨巴的医生通了话。萨巴是安得森癌症中心靶向治疗科负责LOXO-292临床试验的医生，他表示我的情况可能符合LOXO-292临床试验的准入条件，答应安排时间和我见面。

2018年1月26日，我去休斯顿和萨巴医生见面。萨巴医生表示，公司同意我进入临床试验。安得森癌症中心通知我临床试验开始的日子还要等12天。这12天过得非常艰难。首先，强的松治疗中我加速减药使间质性肺炎卷土重来，呼吸非常困难，同时激素减量造成的疲倦乏力如雪上加霜。

再者，自1月16日K药停用后，我没再使用任何药物去控制癌细胞，加速扩增的癌细胞也是造成呼吸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月2日，尽管离出发到休斯顿只有3天了，我还是因难以忍受的呼吸困难去见了当地的肺科医生。他用气管镜为我吸了痰，又为我租借了一个氧气浓缩机，以使我能安全飞到休斯顿。就这样，我掰着指头算日子，半天过去了，白天过了，晚上过了，又一天……就这么分分秒秒地熬着、盼着、坚持着，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终于等到了动身的那一天。

2月4日，是个星期日，家人等在车库门前为我送行，我含泪一一作别。我在额头上亲了还不到三岁的小孙子，我多想看到他长得再大些。我拥抱了儿媳。我们之前相处一直不太和谐，但这次我生病了，她待我还不错。我向她表示了感谢，也对过去的不愉快表示了歉意。我说，如果以前曾发生过冲突，不要从个人角度而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看待。

我还对她说，如果我走了，希望她能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对待她的婆婆。极度的虚弱使我非常悲观，预感自己有可能再也回不来，很可能就此永别了。

这次飞行转辗丹佛到休斯顿。在机场转机时，妻子都用轮椅推着我，我一步都无法挪动。在上小飞机的登机梯时，我每上一档就得休息一两分钟。总共五六档，我竟花了十来分钟才登上飞机。

2月5日，可能因为病人多的缘故，我被安排到一个离医院很远的地方做增强 CT。2月6日，一早空腹先抽了70毫升血，接着又去前一日做过CT的地方做全脑核磁共振（MRI）。全脑MRI要近一个小时才能完成，全过程我都得平躺。

然而，这几个月里，我根本无法平躺，一躺下就会窒息。MRI开始，第一个10分钟是全脑扫描。躺下后，我的胸部堵得厉害，几乎是全程屏气坚持着做完。我告诉技术员，吃不消了，要起来。

一坐起来，我就开始猛力咳嗽，几下就引起气管痉挛，刹那间全身就没有了氧气供应，眼发黑，像要死过去一般。所幸我的意识还清醒，我告诉自己，决不能死在这里。我拼命地呼吸。

技术员是个大个子老头，见状吓坏了，在一旁不知所错，嘴里不停地说着：“My God！”（我的上帝！）我要他拍我的背，他用蒲扇般的大手在我背上拍了起来，拍得我东倒西歪，只好叫停。

大约两三分钟后，我让他把我妻子叫来，妻子赶紧奔了过来。我说：“快，捶背！”她上前在我背上快速而有节奏地拍了起来。这种气绝的情况已在家发生过两次，她没有惊慌。一两分钟后，我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那技术员告诉我，MRI不能继续做了。

萨巴医生说我的身体状态太虚弱，得先住院治疗，又用手机给我看了CT，指出CT显示我的间质性肺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我问：“这会影响明天的LOXO-292临床试验吗？” “我们必须让你先治疗。”萨巴医生避开了我的问话。但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决不能让这个花了这么大努力、这么多天艰难等来的机会就这样毁灭，我一定要抗争！

虽然身体的虚弱使我讲话断断续续，但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以下一段话：“萨巴医生，请您注意以下这些事实：我前天一整天都在飞抵休斯顿的路途上，就是一个健康的老人也会疲惫不堪。今天一早又空腹抽了70毫升的血，一个正常人也会头晕的。而且其中的一半是为你个人的研究而抽的，当你的技术员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你们又让我打车半个小时去做MRI，我连吃点食物的机会都没有。我坚信我身体没问题，我能接受LOXO-292，所以请一定让我按原计划在明天开始临床试验。而且，我已经等了20来天了，癌细胞正在我的身体里猖獗生长，肆意蔓延，我不能再等了。”

萨巴医生说，他要再去向制药公司反映我的情况，努力为我争取，但仍希望我同意先住院治疗。这时我儿子来电话，提醒我不要太过向萨巴医生施压，这不礼貌也无济于事，我只好同意先住院。

可是最后，萨巴医生艰难地告诉我：“我感到非常遗憾，公司的医疗主管一早打来电话说，经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给你药，因为LOXO-292很有可能会加重你的间质性肺炎。”

听了萨巴医生的话，我瘫坐在病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气，没说一句话。这场景，就如一个被告听到了死刑的宣判。

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心情沮丧到极点。生命好像已走到了尽头，前方是一片黑暗，看不到一点希望。于是，我拿出手机，开始写辞世之言。几百字竟一蹴而就。然慨叹一生，不禁掩面拭泪，久久不能自已。过了半夜12点，我迎来了2月11日——我的70岁生日。我终于活过了70岁！

但我，还有明天吗？此时，我突然感到妻儿及兄弟、老同学、老朋友们对我病后的关心、鼓励，内心蹦出一个响亮的回答：“是的，我还会有明天！”

3月9日，也即离上次在休斯顿被LOXO公司拒之门外以后的一个月，我又去了休斯顿安得森癌症中心见萨巴医生。此时我已按安得森癌症中心的医嘱第二次服用强的松治好了间质性肺炎。此次见萨巴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进入LOXO-292的临床试验。

他的助手，一个年轻的白人住院医生，先来诊疗室看了我。他对我被LOXO-292临床试验拒之门外深表同情。他说他们还有一个临床试验的药物，叫Blu-667，也是一个小分子药物，和LOXO-292很相似，就如百事可乐和可乐一般难分伯仲，我也可考虑申请。

在美国，迄今针对RET变异所引起的肺癌，有两个精准靶向治疗药物正在进行一期临床试验，一个是我试图参与试验的LOXO-292，另一个就是Blu-667。这两个药物只对RET变异的癌细胞进行攻击，所以效果好、副作用小。BLU-667为Blueprint Medicines Corporation （BMC）所研制。

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要招收115名癌症病人，他们应该是RET变异引起的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癌或其他RET变异引起的实体癌患者。一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药物的安全性、副作用、剂量和病人的耐受性，附带也观察大致的疗效，要有100人以上的样本量。这100人原要求为健康志愿者，但癌症药物试验可招癌症病人。

今年4月21日， Cancer Discovery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Blu-667的研究文章，报道了该药对RET变异引发的癌症的选择性是现有的多向靶向治疗药物的100倍，介绍了4 例成功病例。这些病例在服用Blu-667后都有肿块缩小、肿瘤标志物水平下降、整体身体状态改善的效果，而且只有轻微的副作用。休斯顿的萨巴医生为第一作者。

过了一会后，萨巴医生来了。一阵常规问候和体检后，我问道：“我参加LOXO-292临床试验就没有希望了，是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说： “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但你可以考虑用其他靶向治疗药物，也可考虑传统的化疗。” 

在现有靶向治疗药物上，我并没有什么选择，我也不想绕圈子了，直接就问萨巴医生： “那Blu-667临床试验怎么样？” “Blu-667？” 萨巴医生一愣，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提到Blu-667。不过他马上说：“好，既然你愿意参与Blu-667的临床试验，我也不反对，我会把你放在候补名单上。” 

3月21日，我去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初诊。见面之前，我先做了全血检查，我的血小板是9万，高于Blu-667临床试验的准入要求（>7.5万）。接着，我又做了胸部对照CT，这将作为我的病情的初始记录，服药一段时间后肿瘤大小将与此做比较。做完这些检查后，我见到了泰勒医生——一位40岁的白人医生，人很和善。我带去了以前检查诊断的资料，都是儿子为我准备的，厚厚的一叠，完整、充分、齐全，让泰勒医生连说多个 “Perfect！”

见面过程中，泰勒医生果断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第一，BMC制药公司要求肺癌的RET基因变异要直接从肿块的活检材料中测出，而我的是从胸水所含的癌细胞中测得的。他说，他会去和BMC制药公司解释，应该不会有问题。

第二，BMC坚持要得到肿瘤活检材料，而我曾经在当地医院做过心包膜活检，泰勒医生当即打电话联系，让他们把保留的活检标本寄过来。一会儿玛丽萨回来说，活检样品会于明日寄出。

泰勒医生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你已基本上被批准进入Blu-667一期临床试验了！一个星期后来拿药、做检测。”

3月28日，我接受了长达8个多小时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监测，观察我的身体对药物的吸受、扩散和代谢等情况。服药前抽一次血，以后每两小时抽一次，服药前做一次心电图，后每四小时再做一次。

我坐在治疗室的躺椅上，先做了心电图，接着一个护士在我的手臂上装好了留置针，抽了第一次血。9时多，终于拿到两瓶药，一个月剂量的Blu-667！工作人员让我拿出一粒，要我当她的面服下。

我说：“慢，这是我的历史性时刻，我要先拍个照。”于是，我手拿一粒蓝色胶囊，让她给我拍了照。9时23分，我吞下了第一粒胶囊。当时我的感情很复杂，只是当着众人的面，没有流露。

2018年3月28日，我终于拿到了Blu-667这粒神奇的蓝色药丸。

这一刻，我吞下了这粒蓝色的胶囊，就像一个足球守门员用铁匝般的双手紧紧抱住一个飞来的球，谁也甭想从他手中把球抢走。我当时想哭，因为这一刻的到来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易。

这一刻，我也想笑，因为我终于胜利了，进入了Blu-667的一期临床试验。我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在13个月中招收的第九个受试病人。

随后，我给一直等我消息的儿子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把第一粒药吞下了。儿子在那头连声说：“My God！Thank God! ”我知道那一刻他有多么激动。

他为我能进入药物临床试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茫茫大海中为我搜寻救生艇。有一天他对我说，要是10多年前就知道老爸会患上肺癌，他一定选择做肿瘤医生，直接就让老爸进入临床试验，用上最有希望的新药。

Blu-667会对我有效么？有了K药的教训，我不敢多想，也不敢过早下结论。每天早晚各一次按时、按要求服药。过分主观地去感觉用药效果往往会带有心理作用的因素，容易得出错误结论。

对我来说，进入Blu-667的临床试验就好像是大海里落水的人爬上了一条救命的小船，有了逃生的希望。然而这条小船能否成功地救我出去，把我带到安全港，还得听天由命。

自今年3月28日进入Blu-667临床试验以来，已有半年了。按药物临床试验的要求，服药的第一个月我每周都要去见医生，第二个月，改为半个月去一次，第三个月开始每个月去一次。每次去都抽血检查血像、做心电图以及评估副作用等。每两个月会做一次CT，观察肿块大小以评估疗效。

现在，半年过去了，综合4次CT检查报告、多次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以及我的自我感觉这三个方面的证据，我终于可以说，我正在逐渐康复。Blu-667这只救命的小船把我从水中救起，驶离危险海。下面便是航程记录。

第一个月：症状反反复复

用药后两周，我已有了明显好转的感觉。晚上睡觉开始不戴氧气管，能半平躺一会。呼吸频率由每分钟近40次降到30次，说话不很气急了。体能也有所增加，能走3步~5步楼梯和300来米平路。

然而用药后的第三周开始，情况又变得很糟糕，右肺气泡音很响，后半夜睡觉又得戴上氧气管，白天稍走几步又气喘，我不由得对Blu-667产生了怀疑。当地医生认为是肺部感染，开了阿奇霉素。我服后出现暗红带黄色的痰液，提示确有点细菌感染。

接着儿子又让我服用速尿以改善肺部和下肢的水肿。服用抗生素和速尿明显减少了我右肺的啰音。另外我也同时开始了低盐、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少身体的水潴留。

在体能许可的情况下，我又加强了锻炼，每天下午走走停停走到1000米，有助于痰的咳出。在以上这些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我的咳嗽气喘有所好转，对自己的康复又有了些信心。

第二个月：咳出肿瘤组织

在第二个月的后半个月里，我在咳嗽时咳出了肿瘤组织，每天少则两三片，多则四五片，总量有五六十片之多。吐出物在形态上有两大类，一类有半粒黄豆大小的头，拖着一根长长的尾巴，尾端有几个分叉；另一类较大些，有点呈糊状，无固定形状。有三片吐出物送当地医院肺科做病理检查，证实为腺癌。

在吐出这些肿瘤组织后，胸闷气急的症状得以极大的改善，晚上能完全躺平睡觉，再也没有捶背的需要，氧分压由80左右上升到90以上（正常人为95左右）。

可以想像，那些肿瘤组织头附着在气管的内壁上，而细长的尾部向下延伸，当体位改变时，游离飘动的尾部就有可能上行而堵塞气管。以前我不能平躺，恐怕就是这个原因。

肿瘤组织坏死并被咳出体外是我肺癌治疗和身体康复的里程碑。Blu-667杀死了癌细胞，使那些黏附在右肺气管内的癌组织松动后脱落。当然，肿瘤的位置也是一个因素，只有那些长在气管内的癌组织才有可能被咳出。

我左肺原发的癌块就没有被咳出过，我猜想可能是长在气管的外面，或者那一段气管已被完全堵塞，不可能被咳出，只可能慢慢机化、吸收。（机化是指坏死组织不能完全溶解吸收或分离排出，实质细胞不一定修复，最终硬化、钙化的过程）

在网络上也有病人报告咳出肿块，但是像我这样连续、大量地咳出实为罕见。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女性分两次咳出食道肿瘤，据说她要为此申请吉尼斯记录。

第三个月：CEA下降至正常范围

CEA（carcinoembryonic antigen），癌胚抗原，是胃肠道的恶性肿瘤、乳腺癌、肺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的生物标记物。CEA虽然不能作为诊断某种恶性肿瘤的特异性指标，但在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病情监测、疗效评价等方面，仍有重要临床价值。

我的CEA自参加BLU-667临床试验时的31.9持续下降，在近三个多月内一直降到6（<7.2为正常）。CEA是癌细胞分泌的，癌细胞多了CEA数值就高，反之亦然。

第四个月：CT显示肿瘤缩小一半

肿瘤治疗效果的最可靠证据是比较CT的结果。由于我的原发肿块在左肺门的位置，与主支气管、心包等重叠，CT不能很清晰地显示其边界和大小。有一颗转移至肝脏的肿块位置独立，容易辨认，就定为CT比较的参照物。

临床试验开始时，这个肿块直径为3cm，第二个月的CT显示其大小未变，提示肿块已停止生长。这也可以理解为肿瘤已经死亡，正处在被机化的过程，将可能逐渐缩小消失。确实，第四个月时CT显示该肿块已缩小至1.6cm。

此外，后两次CT还显示肺部纹理逐渐变清晰，提示先前侵犯到淋巴管的癌细胞也在消失中。数次CT检查的结果表明，肿块稳定或不断缩小。这应是Blu-667对我的肺癌产生显著疗效的最可靠证据。

第六个月：体能渐趋正常

之后，我开始了体能恢复锻炼。早晚走路，每次1000米，很快，走路已不再受限制，一如病前。接着练习慢跑，从跑20米开始，逐天增加，一个月后能跑100多米。慢跑对恢复正常的心肺功能是必须的，每次跑完都会感觉全身舒畅，呼吸平稳，头脑清晰，而这种感觉光靠走路是达不到的。

同时我也开始了肢体力量训练。我从使用15磅哑铃开始，一个月后能用20磅的哑铃做一些动作，俯卧撑也能一口气做到5个。我现在能上二三十来个台阶的楼梯，也即一口气上三层楼没问题。我能轻松举起三岁小孙子放在肩上，满屋子跑。以前他要我抱时，我不得不推开他，抱不动啊，现在他会称赞：“Yeye’s strong now!” (爷爷现在有力气了！)

在服用Blu-667半年后，我身体里的肿瘤，包括原发肺癌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转移病灶，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咳嗽等症状消失，心肺功能基本恢复。但是疾病已经对我的心肺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害，如心包已不完整，心包液经异路回流，有些肺段细小气管仍旧堵塞，有些区域肺组织增厚等。

我实际上已是一个“残疾人”，我将带病生存。但这些并不重要，大病大难后能有这样的恢复，已是谢天谢地了。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身体里的癌细胞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消灭。最近的一次CT（9月12日）显示肝部转移性肿块还在，并未进一步缩小。另外，即使癌细胞已经彻底消灭，但由于基因变异还在，就存在复发的可能，所以防止癌症卷土重来的努力将全程伴随我的余生。我将继续参与临床试验，按医嘱服药。我也会密切关注抗药性情况，首先听从临床试验医生安排，同时也会从现在就开始主动搜寻能够替代的药物和新的治疗方案。

我期待的最理想状况是，我的免疫功能逐渐恢复正常，停药后或产生耐药性后也能自然地识别和杀死可能出现的癌细胞。为了有正常的免疫功能，我会注意从营养、运动、作息和心理等方面去努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前景难测，不如放下，专注眼前，想得太多既没必要，也无济于事。我会好好地过每一天。